武王伐纣是什么时期

1. 武王伐纣是什么时期

武王伐纣是商朝末年（大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纣），最终建周灭商。
依据出土的西周利簋的铭文记载：“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武王伐纣，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西周利簋的铭文，澄清了武王伐纣具体日期，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经过牧野之战，一战而胜，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对推动中国历史进步起到积极作用，它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伐纣成功之后，西周开始实行分封制，中国从此建立了长达800年的周朝，周朝的经济、文化、生产力水平比商代更高，并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武王伐纣的五百多年后，作为商族后裔的孔子，面对辉煌的周朝，这样倾心表达对灭掉他祖宗之国的周朝的认同：“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2. 武王灭纣是什么性质?

武王伐纣是我国古代一次正义战争。是奴隶主贵族领导推翻暴君的战争
分析 该题旨在考查对历史事件性质的理解能力，商朝最后一个王商纣统治腐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兵讨伐商纣，双方在牧野大战，商军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入商都，商纣自焚，商朝灭亡。由此可知，这是一场奴隶主贵族领导的推翻暴君的战争

3. 武王伐纣距今多少年?

按楼主说的，武王钱1046年伐纣的话，就是如下年数：前1046到公元元年是1046年现在是公元2010年那距今年份就=1046+2010=2056年

4. 武王伐纣发生于哪一年

武王伐纣，是指大约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纣），最终建周灭商的历史事件。
依据出土的西周利簋的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武王伐纣，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西周利簋的铭文，澄清了武王伐纣具体日期，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

5. 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

青铜器西周利簋上有明确记载，：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根据计算推算出是在公元前1045年。

6. 武王为什么要伐纣.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具体事实如下：大约公元前1046年或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联合羌、巴、蜀、庸、髳、彭等方国部落，共同讨伐商朝的君王帝辛（周人称之为“纣王”），在进军到距商都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地方时举行誓师大会，列数了商纣王的许多罪状，鼓动军队和商军决战。结果，纣王大败，连夜逃回朝歌，眼见大势已去，放火自焚而死。周武王占领商都，宣告商朝的灭亡，周王朝建立。
“被邪恶”的纣王
“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周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纣王”在后世更成为暴君与罪恶的代号；《汉书•古今人表》中，臧否古今历史人物，纣王属于下下等，是人品最差的一等；后世更有“助纣为虐”等成语。但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孔子弟子子贡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的不善，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所以君子憎恨处在下流的地方，一旦居下流，天下一切坏名声都会归到他的身上了。
我们来看看最早列举纣王罪状的《尚书•牧誓》，记述诸候大会于孟津。《牧誓》其实就是周武王在举行誓师大会时发布的誓词，其谈到的纣王罪状包括以下几条：
• “惟妇言是用”，只是听从妇人（应当是指纣王的妻子）的话；
• “昏弃厥肆祀，弗答”，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先的祭祀而不闻不问；
• “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抛弃先王的后裔，不任用同宗的长辈和兄弟；
•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对四方八面的罪人逃犯十分崇敬、提拔、信任、任用，让他们当上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虐待商朝贵族，在商国都城胡作非为。
显然，这些所谓“罪状”中并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鹿台聚敛”、“酒池肉林”、“炮烙虿盆”、“敲骨剖胎”等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考证，并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文中指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换句话说，纣王的罪名有很多是后人添加的，未必是如实之词。比如妲己这个人物出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史上并无其人。纣王作为邪恶的符号形象根深蒂固，这一“刻板印象”被后世选择性地接受，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周人出自敌忾为自己出兵征伐找的藉口。
这几项“罪状”本身也值得商榷。“惟妇言是用”，无视了商朝历史上妇人地位受到尊崇的传统，比如妇好作为商朝君王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昏弃厥肆祀，弗答”背后可能是对巫师宗教势力坐大的打击，在一般意义上，正如冈村秀典和宫本一夫的观点，祭祀礼仪是支撑商王朝王权的重要礼制，绝不至废弃；“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更是当时实属先进而前卫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措施，因此“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可能由此造成在权力斗争中总是失败的纣王庶长兄微子启等投降周军，出卖情报。总之，这些“罪状”的内容听上去都像在商朝政争内斗中失败一方的控诉，对周武王来说实在是“干卿底事”（和你有毛线关系）；当然，周武王可以说自己是从道义出发，只是这个所谓“道义”掩藏了太多的自身政治利益诉求和冰冷的权力算计，就像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绝不是因为海伦被诱拐。
“门口的野蛮人”怎样登堂入室
有历史学家指出，当时的“小邦周”相对于“大邦商”来说，文明更加落后。比如一说著名的“太公望”姜尚就是羌族部落酋长，并非我们心目中白发白髯的智慧老者，而是《诗经》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彪悍勇将。另外，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一口青铜酒器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大国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从中可以看到，武王的侥幸取胜、沾沾自喜之态溢于言表。
不过，本文副标题中的“门口的野蛮人”，倒不是有意指涉周族、羌族的民族属性，也不是指周的那些同盟者“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是少数民族（ethnic  group），而是借用了布赖恩•伯勒的名著《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的书名。
从某种意义上，武王伐纣就像该书描述的一次“高杠杆的恶意收购”，其操作手法酷似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 & Co.  L.P.），一家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和多样化的投资公司，其投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作为老牌的“杠杆收购天王”，它可以说是金融史上最成功的产业投资机构之一——1988年恶意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RJR  Nabisco）集团，这也就是《门口的野蛮人》书中再现的那个经典案例，华尔街历史上最著名的公司争夺战之一。
一方面，“门口的野蛮人”对收购目标的选择是有标准的，必须是“护城河”出现问题的“土豪”。商朝末年与后世很多朝代的末世不同，并没有出现崩坏的局面，其国力尚属强大，拥有良好的品牌价值（“大邑商”、“天邑商”、“大邦商”、“中国”等）、健康的自由现金流（青铜彝器的原材料铜铅锡等、玉琮玉璧、黍稷稻麦、人力资源、盟邦的贡赋支持等）和丰富的知识产权（礼乐、甲骨文、金文等），净资产收益率很不错；但是，由于远征东夷等原因造成了《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所说的“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在多元化自有资金投资上出现了破绽纰漏，也造成了其出人意料的低估值和低市盈率，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收购目标。另一方面，“门口的野蛮人”一开始的身份往往是“合作者”，并没有露出其“野蛮”的真面目；同样，周作为商的属国和姻亲，一直在扮猪吃老虎，静待时机。
其时，周虽然经过几代经营，本身实力还是比较弱小的。牧野之战时，其自有的兵力只有战车三百乘，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但是，武王联合了羌人、巴人以及《牧誓》提到的上述同盟者。《牧誓》中只提到了对他们不用命的惩罚，而没有提到许诺他们的胜利后好处，我们只能观察后续的实例。事后，据不完全统计，上面提到的庸、彭、巴等都被分封，连后世十分著名的楚国也是这部分盟友之一，只是当时实在弱小，被忽略不提；再加上姜尚被封在齐国、周公被封在鲁国、召公被封在北燕国等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周武王的承诺就是灭商后，所有出力的自己人和盟友，大家按照亲疏远近、功绩大小分肥，而其分肥资源的来源就是收购目标未来的收益权和自由现金流。这其中很多只是对其原有地位的确认，如一些盟友，还有要求其本身再去武装殖民，如齐、鲁、燕等国，用《水浒》和元曲中的表述，这就是“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其来源都不是收购时的自身拥有的资源。
我们看到，“小邦周”灭“大邦商”是一次高负债的恶意杠杆收购，负债比重之高，可谓惊天动地，与前文所述KRR恶意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相比不遑多让。《论语•泰伯》所说的“（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后世儒者的美化和粉饰，其实当时周第一根本没有打算“服事殷”；第二，严格来说根本没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即使有，也是一种用未来收益凝聚的松散同盟。就像KRR在上述一役实际只动用了1500万美元自有资金，94%的出资额来源于用未来收益担保的迈克尔米尔肯组织发行的垃圾债券。这样一来，貌似不留多少“安全边际”的做法反而留下了最大的“安全边际”。
在仗义疏财的江湖法则中，疏财永远比仗义重要；所有问题的的根源是利益的诉求和利益的同盟，《牧誓》就像1977年香港的财经评论《九龙仓业务开始蜕变》（九龙仓收购与反收购案例）和1994年君安证券的《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君万之战案例），是收购战前的舆论攻势。在过程中，这场战役也绝不像后世粉饰的因为商军前锋倒戈而一面倒，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但果真是“至仁伐不仁”吗？果真是仁义之师一出，敌人就纷纷来投降吗？证诸史料，还是《尚书•武成》描写的“血流漂杵”更加真实可信。
武王伐纣后利益格局表



根据综合史料制作 


从上表看，相关各方在此役后的输赢情况一目了然。质言之，这就是一场控制权的转移，周以新的贡纳和再分配互酬体系取代了商旧有的体系，商和其盟友是完败的一方。再来看《牧誓》中为了商朝的宗庙祭祀、王公贵族利益的表述，未免讽刺。商朝的列位先公先王九原可作，一定不会认同周武王貌似站在他们角度的道义立场。史载：周武王即位后，封纣王子武庚管理商朝的旧都殷（今河南安阳市），殷的遗民大悦。真实的商人立场，由此思过半亦。
文化整合定最后成败
不过，未如其宣传得那么“顺天应人”的周朝，后来却延续了八百年“天下共主”的地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不管是不是“门口的野蛮人”，不管是善意收购还是恶意收购，顺应环境，生存下来，并能做大做强，就是赢家。
管理学界一般认为，并购后最难的莫过于文化整合。据统计，全球过去二十几年中有60％以上的并购以失败告终，其中85％的CEO承认管理风格和公司文化差异是造成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并购实践中，如果是较强的企业收购一个相对较弱的企业，整合起来还相对容易一些；如果两个都比较强，又或者以小博大，特别是以小博大的恶意收购，文化的整合就必然显得特别艰难。
文化整合之所以成为并购整合中最困难的任务，因为企业文化深深根植于组织的历史之中，旷日持久、根深蒂固，深刻地影响其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企业文化整合本质上是对企业中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改变，这绝非单纯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所能解决，需要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牧野之战500余年后，身为商朝贵族后裔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大意为：周朝的礼仪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二代文化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是多么丰富而完备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
看来，只要逆取顺守，下足功夫，“门口的野蛮人”也是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武王伐纣有什么历史意义？

　　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西周初期，武王伐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时代是一种误解，春秋时代仅仅使封建制度更加完善。

　　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解放生产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革命的标志是推翻旧的已经成为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进步的社会制度。比如地主阶级推翻奴隶制度建立封建制度是革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革命。这样的革命都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都起到了解放生产力、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农民起义，比如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等虽然推翻了旧的腐朽的政权，客观上也顺应了社会的发展，但并没有改变封建制度的实质。这样的起义只能是革命的行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历史上将武王伐纣称作革命，不仅仅是因为武王所讨伐的是人人唾骂的无道昏君，根本的原因在于武王改变了腐朽的社会制度。只是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概念，也不能用现代的概念去描述当时的情景，因此我们没能把他们的真正意图读明白。当代虽然有人认为封建社会始于西周，武王伐纣是真正的革命，却没有详实的确凿的文史资料予以证明。其实确凿的资料就在手边，只是没有被人们发现。这些资料就保存在被称之为“天书”的《周易》中。

　　《周易》成书于西周初期，阐释的是宇宙真理，表达的是治国的思想方法。书中的卦不仅是思维的模式或工具，也是宇宙、社会发展规律的抽象性表达，且这样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前贤说《周易》有三易：简易、不意、变易。其实它还有一“意”，即思想。它是西周的政治思想教科书与历史教科书。其中记录了许多有关封建主义革命、封建社会建设的思想方法、过程与经验，是地主阶级的统治经与处事经。

　　1、武王解放了奴隶

　　比卦九五爻辞“王……驱失前禽，邑人不诫”记述了在周国本土内遣散奴隶的事例。“禽”即擒，“前禽”指以前在战争中捕获的俘虏、即奴隶，“驱失”是遣散；“邑”是都城，“邑人”指本土内的平民，“不诫”是不再防备奴隶们逃跑，即不再对他们予以拘禁式管理。“王”应该指的是文王姬昌或武王姬发，因为《周易》所宣扬的是西周的先进思想与英雄人物，文王武王作为西周英雄人物的总代表应该首当其冲。

　　涣卦九三爻辞“涣其躬”是还奴隶以人身自由。 “涣”是解除对奴隶的拘禁式管理，“其”指奴隶，“躬”是身体，人身自由的意思。

　　涣卦六四爻辞“涣其群”是解除对奴隶的集体拘禁，“涣有丘”是改变土地使用权，使获得自由后的奴隶有地种。“丘”指土地，“涣”是分配土地使用权。涣卦的这两条爻辞应该是武王在伐纣过程中对奴隶的解放吧！

　　2、武王改变了奴隶制度

　　井卦阐释了改换奴隶制度为封建制度的原则思想与具体方法。其中在卦辞“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阐释的是原则思想：如果仅仅是夺取了国家政权而不去改变原来的奴隶制度，对旧有的奴隶社会来说并没有本质的伤损，而对于新生的地主阶级来说也不是真正的胜利。“邑”是都城，这里指国家政权；“井”是万物得以生存的源泉，这里比喻社会赖以存在的制度。

　　3、革卦记述了武王革命的主旨、革命时机、与革命对象

　　革卦六二爻辞“已日乃革之” 指明了革命时机。“已日”指奴隶制度僵化、已经成为对社会发展的阻遏。

　　革卦九三爻辞“革言三，就有孚”指明了革命所针对的对象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奴隶制度。“言”是革命所指向，《周易》以“以”为事之初，“二”为事之中（事之盛），“三”为事之过，“三”在这里指僵化的社会制度，是革命所指向的目标或对象。“就”是革命所切入，“有孚”是已经表现出或达到僵化的程度，是革命的切入点。

　　革卦九四爻辞“有孚改命”阐释了革命主旨是改变旧有的（现有的）奴隶制度。“有孚”是体现出，这里可以理解为革命目的；“命”指现实社会，即奴隶制度，“改命”即革命。

　　4、革命领袖具有使命感

　　师卦上六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说的是革命领袖的使命感。《周易》将统治者称作“大人”，将善于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处事的人称作“君子”，而“大君”则是既有社会职权、又有领导才德的人。这样的人非后世奉为圣人的文王武王莫属。“有命”在这里指的是改变社会制度的使命感，“开国”是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承家”是顺承千家万户（天下万民）的意愿。

　　5、武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萃卦初六爻辞“号，一握为笑”是通过思想教团结人民。“号”是宣传鼓动，“一握为笑”是人民团结于代表先进思想的革命者周围。

　　六二爻辞“利用禴”是利用祭祀的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团结群众。“禴”是祭祀。《周易》（其实是革命者及其领袖武王）将商纣时期所奉祀的“帝”的实质以人格化的自然法则代换了。所以此时的“禴”已然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敬重，是革命者的宣誓。

　　卦九三爻辞“升虚邑”形容人民的思想普遍得以升华。“升”指思想的升华，即人们具有了先进的思想意识；“邑”是都城，指代天下；“虚邑”与现代语汇的万人空巷近义。

　　、革卦九五爻辞“大人虎变”与上六爻辞“君子豹变，小人革面”是说，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革命使各阶层人人士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大人”指居于领导岗位的上层人士，“君子”指熟谙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上层人士，“小人”指下层群众。《老子》就说过，圣人把百姓当作疲于物质生产的孩子。“虎变”“豹变”“革面”都指的是精神面貌的焕然改变。

　　周初期的社会大发展已经为众所公认，这里无需赘言。由此看来，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我们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得改写了。

8. 武王伐纣的背景和经过？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叫纣，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兴建宠丽的琼楼瑶台，整日“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和爱妃妲己以及贵族们宴饮酒池，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纣王就加重赋税，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百姓起来反抗，他就用重型镇压。他设置了“炮烙”酷刑，把反对他的人绑在烧得通红的铜柱上活活烙死。叔父比干规劝他，他竟凶狠地挖出了比干的心。纣王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动荡不安的社会像烧开了的水那样的沸腾。
　　这个时候，活动在渭河流域的姬姓周部落逐渐强大起来，首领周武王姬发正在积极策划灭商。他继承父亲文王遗志，重用姜尚等人，使国力增强。当商的军队主力远在东方作战，国内军事力量空虚之时，周武王联合各个部落，率领兵车300辆，虎贲（卫军）3000人，士卒4.5万人，进军到距离商纣王所居的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举行了誓师大会，列数纣王罪状，鼓励军队同纣王决战。
　　周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姜尚(姜子牙)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经过牧野之战，一战而胜，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开始了百姓安居乐业，统治稳定的周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