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3000字

1. 论经济法3000字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论文是毕业生的难题，写好论文显得尤为重要。
　　1.论文写作——材料、观点和文字

　　材料是写好论文的基础，观点是论文的灵魂，文字是论文的外在表现。材料和观点是论文的内容，文字是论文的形式。形式是表现内容的，内容要通过形式来表现。三者的完美结合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材料来源于实验。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材料获得的效率与质量。整篇论文是由若干工作单元组成的，每一工作单元又是由每次实验材料积累起来的。因此要善待每天的实验。每天工作时都要考虑到这一数据在将来论文中的可能位置，对每一张影像记录都要认真收集保存。材料要真实可靠，数据要充足。有了异常，要及时分析处理，要保证所得结果可信，排除假象。一篇论文总要有新现象、新处理、新效果、新观点。

　　观点应明确，客观辩证。不要、也不能回避不同观点。从论文定题到结论，处处有观点，所以观点是论文的灵魂，是贯穿始终的。讨论观点时不要强词夺理，不要自圆其说，力戒片面性、主观性、随意性。要和国内外文献上的观点相比较，也要和自己实验室过去的观点相比较。在比较中分析异同，提高认识。也不要怕观点错误，不要怕改正错误。要百家争鸣，通过争鸣，认识真理。

　　论文的文字要自然流畅，“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也不要华丽雕琢，目的是“文以载道”。论文叙述要合乎逻辑，层次分明，朴素真实，分寸恰当。

　　2.论文写作——准备和动笔

　　论文写得好坏，关键在于准备。会写论文的人，一般总是三步过程。论文写前深思熟虑，全局在胸;充分打好论文腹稿，提起笔来，一气呵成;写出论文初稿后，放一段时间，反复吟读，千锤百炼。

　　不会写论文的人相反。肚子里空洞洞，脑子里乱烘烘，笔头上千斤重。他们拿起笔来就写，写几下就停。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忽儿找材料，忽儿查数据，忽儿补实验。忽儿撕掉一页，忽儿抄上几句。忽儿哀声叹气，搔头摸耳，咬笔杆，踱方步。这两种人的差别在于准备状况的不同，这是很多初写论文的人意识不到的。写论文的良好准备应该有三个阶段。

　　1）论文写作——近期(写时)准备

　　是指实验结束后到着手写作论文前一段时间的准备。应该收齐材料，处理好数据，制备好图表，完成统计处理。然后打好论文腹稿，列出论文提纲，明确基本观点和主要结论。与指导者和合作者讨论，取得共识。深思熟虑后，一气呵成。其中“打腹稿”是写论文的关键阶段。这时应将所有工作和数据通盘考虑，全局在胸。这就像战斗打响前的运筹帷帽一样，是作者脑力劳动最紧张的时刻。

　　2)论文写作——中期(做时)准备

　　会写论文的人不是做完实验后才开始考虑写论文的，而是在研究工作的全过程中都考虑着写论文。论文“题目”和“引言”是论证时各种思考的凝炼。“材料和方法”是在找方法、建方法时形成的，写论文时只要如实叙述就可以了。“实验结果”是在实验设计、实验操作、阶段归纳、资料整理等过程中不断积累、整理而来的。“讨论”是综合平时的思考，同周围人员经常讨论商量，查阅和分析文献等过程后最后归纳而成的，是将平时思考过的众多问题集中几个主要观点以讨论的形式表达出来。“结论”则只须将最终结果归纳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会写论文的人，是在做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地自然形成着最后的论文。这整个过程就是论文的中期准备。可见，中期准备以论文题目之始为始，以题目之终为终。题目结束之日，也就是论文中期准备完成之时。

　　3)论文写作——远期(学时)准备

　　如果只是着力于做好论文近期准备和中期准备，往往还不能写出上乘的论文，这就要看论文作者的远期准备，也就是学习阶段的基础准备了。这种准备是指对研究动态的掌握，专业基础的积累和逻辑思维、文字表达、分析综合等各方面能力的总体水平。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企及，而是终生积累训练而就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尔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了。这些平时积累的功夫，决定着作者论文的写作水平，而论文写作水平又影响着论文的传播。这种能力不是临用时提得高的，而是要作者从年轻时就下苦功的。

　　3.论文写作——审稿与修改

　　一气呵成写好论文稿件后，是要反复修改、千锤百炼的。不仅自己应该反复锤炼，还应请有关人员提意见，最后还要通过编辑部请相关专家审阅。论文修改时凡是属于写作规格和篇幅方面的问题应按刊物规定的要求修改。作为论文作者，自己辛勤努力取得的实验数据当然十分珍惜，总希望在论文中尽量表达。但论文审稿者旁观者清，往往提出一些合并或删除的意见。这时作者应该冷静考虑，该列入论文的列入，不必列入的不要列入。写论文只有“删繁就简三秋树”，才能“领导标新”地开出“二月花”。

　　论文审稿者也常会对所论观点提出意见。这是需要认真推敲决定是否采纳修改的。论文作者毕竟对自己的工作己有过长期实践和思考，逐渐形成了观点。应该说这些观点是有相当根据的。只要言之有理，述之有据，可以对审稿人的意见进行解释，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有时论文作者自己局处一隅，想法越来越钻牛角尖。论文审稿人从更高的角度宏观审视，一针见血地指出论文立论和观点中的问题，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时论文作者就应该认真思考意见的实质，调整思路，反复推敲，决定取舍。既不固执己见，也不曲意迎合。抱着探讨真理的态度，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论文通过审稿，有些意见不大，稍事修改即可发表。有些要有较大的改动才能发表。有的论文甚至认为基本事实不可靠或基本观点有误而无法发表。论文作者应冷静分析这些意见，妥善处理。一切都应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自己确认结果和观点无误，那么可以在论文退稿后改投他刊。同一时候是不能一稿二投的。

2. 求一篇经济法的论文，本科的，3000字左右就可以！明天就交了！关于经济法的什么都可以！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出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一致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整个法学界绝大多数人也承认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是确立的。
法律部门是“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 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不同法律规范的总和”。①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无非是以各种形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等等。法律部门就是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作为依据来划分一部法律属于哪个部门的。那么，一个法律部门地位的确立，必须有其特有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简称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或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②具体分为：宏观调控关系，微观规制关系，国有参与关系，对外管制关系，市场监督关系五个方面。③而且，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同其他法的部门的调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法的立法工作紧密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和法规。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已初具规模，为经济法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基础。
法的分类（divisions of the law）是指“在任何一个已有合理的，成熟的理论和已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和规则的法律体系中，法学家为了评注和研究的方便，总是把所有规则分成一定数量的部门和次部门，并不断寻求合适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归类和分组”。④由此可见，法的部门的确立和法的分类必须具备另一个条件——“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民法作为一个完善和重要的法的部门，有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规范性文件体系，有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相对应的，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的部门，也应该有其基本原则和核心基本法。

二、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学说
明确经济法原则的含义是评判学说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的原理或出发点”。⑤基于这个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能够全面反映它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寓存于整个经济法体系中的指导思想。首先，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作为其工具性的一面，是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服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主权者有不同的利益追求，那么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其指导性原则也就随之变动；第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带有国别色彩的，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着重于国家干预，而我国需要的是开放自由的市场，防止行政垄断的干预；第三，原则必须是高度概括性的，若确立得过于具体化，就是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了。
当前学术界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有⑥：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和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经济民主和经济法制相结合的原则；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等等。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有其可取的部分，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我国经济法学界一般认为，传统民法强调“私法优先”，传统行政法强调“公法优先”，而经济法则是将私法和公法放在“互为优先”的地位。这个“互为优先”反映的即是一种社会本位思想，即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兼顾；然而像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就不应该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个思想不仅仅是经济法要贯彻的，同时也是商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都应坚持的，故应该将其视为宪法原则。


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主要是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协调经济原则。市场管理法，如反垄断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国家对经济的调整管理，“国家之手”在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是协调本国经济，完善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应该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注意客观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灵活地发挥经济法的调节作用。
第二、效率公平原则。“效率是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公平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效率和公平往往是不能兼顾的，一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要么重效率轻公平，要么重公平轻效率。经济法的作用就在于用法律的形式保护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在某一个阶段可以促进其中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言必须兼顾二者。
第三、利益兼顾原则。要贯彻利益兼顾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⑧经济法的任务就在于坚持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兼顾地方、企业、个人等各种利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第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经济的发展涉及到资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的排放，环境保护和治理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因此，经济法必须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四、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意义
上述四个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联系着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贯穿了国家调控经济的全部过程，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得到结合，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基本原则的确立，巩固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的部门的地位，完善了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有利于抵制“大民法观念”和“经济法学说”，有力驳斥“经济法没有理论”的观点。
其次，在实务上，原则的确立为经济法规则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对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理解经济法律具体条文亦有指导意义。经济法原则可以作为未被法条规定的疑难经济案件的断案依据和审判依据，并且为制定《经济法纲要》指出立法方向。
经济法学界、整个法学界，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都会因基本原则的确立而受益。参考资料：《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三个基本法律构成关系
三个基本构成的联系
这三个方面的法律,都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它们通过调整各自领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实现经济法统一的基本功能,完成经济法的基本任务,是国家分别在三个方面调节经济和有关人们的行为规范的法律保障.
三个基本法律构成不同
一,在调整领域和所担当的任务上不同
市场规制法是在市场竞争领域,保障国家以强制干预方式排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自由竞争的妨害,促进社会经济本身固有的调节机制及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

国家投资经营法是在国家投资领域,规范和保障国家以财力直接投入运营,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运行;
三个基本法律构成不同
一,在调整领域和所担当任务上不同
国家宏观调控法涉及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实在其宏观和总体的某些关键和必要部位,国家实行调节的法律.
三个基本法律构成不同
二,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在经济法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西方国家] 反垄断法是现代经济法最早出现的法律,在西方国家长期居于各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
经济法的核心,通常是指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即在一定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法立法体系中,何种法律处于最重要和主导的地位.
第一,由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国家不干预经济是一贯传统.
第二,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也不允许国家过多干预经济.不到十分必要,国家干预往往遭到各私有者的坚决抵制.
反垄断法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法核心的原因
[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立法,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不仅在经济法体系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立法中,,远居首位,为其核心.
国家投资经营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核心的原因
从政权建立时候起,就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大量,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几乎完全排除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
经济法体系的核心的发展变化
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国家经济体制变化和国家经济调节的重点和方式变化,必然引起各有关立法的相互关系和地位的变化.近一二十年以来,无论世界哪一个国家,经济法的核心正在发生转移,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正在上升.
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变化的原因
一,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引起生产更进一步社会化和经济的全球化;
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借助现代高科技,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大.跨国公司的强大力量及其流动性正在削弱当地政府施政的效率,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主要是对企业予以引导,促进,提供帮助和服务等等,促使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和立法.
三,反对垄断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方式,其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具有某种间接性和被动性,作用面有一定局限性,远不如宏观调控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影响面大和效果显著.为此,原处于核心地位的反垄断法,让位于国家宏观调控法.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法的核心正在发生两股相向的变化趋势:
在西方,反垄断法移向宏观调控法;
在中国,国家投资经营法逐渐让位于宏观调控法.

3. 急求经济法论文4000字

如果单纯是经济法论文而没有别的要求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不当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增设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最高刑罚是5年有期徒刑，从刑法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来看，都暴露出其刑罚不当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不当之表现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或支出明显超过正常收入的巨额财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行为。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我国刑法增设此罪名以来，为司法机关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及时有效地惩治腐败提供了强有力武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职务犯罪更加复杂化，此罪刑罚滞后性、不当性问题凸现，明显不能满足惩治腐败斗争的需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刑法典同类职务犯罪比较中，罪与刑不相适应凸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归类于刑法典分则第八章，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系列。这一系列的罪名主要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贪污罪的法定主刑可从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挪用公款罪的法定主刑可从拘役、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受贿罪的法定主刑可从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法定最高刑可达7年有期徒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主刑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罪数额的起点，现行司法解释规定为10万元（即来源不明财产与合法收入的差额）。然而与贪污、受贿相应数额财产的刑罚相差甚远，前者至高只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而后者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是行为人在主观上知道通过贪污、受贿等途径获取非法财产而故意隐瞒、拒不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之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要大，其社会危害性也大。本来对之应当科以重刑，然而立法上未能如此。这些都表明此罪的罪与刑配置明显不合理、不科学，有悖于我国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精神，与社会和人们的公平正义相背，实践中不能圆满地实现刑罚的真正目的。
　　（二）在司法实践中，此罪因刑罚轻而致其效用窒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名增设以来，确实为司法机关深入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使那些由于贪污、受贿、走私等犯罪隐蔽性强、企图规避法律而逍遥法外的犯罪分子，难脱法律制裁。但是比照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来说，人们仍感困惑。近年来司法机关查处了一大批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犯罪，贪污、受贿罪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治罪处刑悬殊过大。如审判原江西省政府副省长胡长清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中，数罪并罚判处其最高刑罚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其中16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只被判5年有期徒刑，巨额财产予以追缴。审判原大庆市国税局长那凤歧贪污、受贿案中，数罪并罚判处其最高刑罚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其中巨额财产195万元来源不明，只被判4年有期徒刑，巨额财产予以追缴。审判原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及其妻子符荣英（中国银行东方市支行行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数罪并罚，判处戚火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符荣英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其中有巨额财产千余万元（而主罪受贿罪所收受财物只有几百万元）来源不明，二人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巨额来源不明财产予以追缴。从诸多案件看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财产来源大多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走私、违法经商等所得，而司法机关无法收集证据证明其具体来源，犯罪分子又钻法律的空子而拒不说明其真正来源。因为如果其坦白是贪污受贿等所得，那将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因而很自然地“避重就轻”了，况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巨额”财产上不封顶，相反此罪的刑罚却“封顶”了，最高只能判5年有期徒刑。这样，犯罪分子莫不产生这样的心理：利用职权大肆违法聚敛财物而又尽可能不留下证据“把柄”，倘若不东窗事发，此生乃受用不尽。倘若东窗事发也不怕，大不了被判5年徒刑，财产被没收而已。由此看来，对犯罪分子的刑罚作用窒息，客观上归于无效。由于立法之不足，造成本应科以重刑却只能轻判，使司法处于无奈，使本应重治其罪者往往得以轻脱，为以身试法者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如果科以重刑，那么犯罪分子就可能将那些是违法或较轻犯罪如违法经商、敲诈勒索等取得的财物说明清楚以免被重判，来源不明的财产也就清楚了。而剩下是贪污、受贿等较重犯罪所得来源不明财产，因说明与不说明来源，定罪处刑都差不多，也就可能拒不说明了。现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所以屡屡发生且数额特别巨大，其根本症结就在这里，并非财产总是真的来源不明。
　　（三）在国际同类立法上，比较而言，差距较大，不利于与国际司法接轨。西方国家在100多年前就创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罪名。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就明文规定：“无固定职业的人和乞丐，如果被发现身边有一件或几件价值100法郎以上的物品，而又不能说明这些东西的来源时，将被判处有罪。”英美等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公民均有义务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隐瞒或虚报财产情况的（类似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处以罚金并处7年以下徒刑（英国）或5年以下监禁（美国）。1988年《印度防止腐败法》第13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公务员即视为犯罪。……⑤如果其本人或任何人替其本人拥有或其任职期间的某一段时间内拥有与其公开收入不相称的钱财，而他又不能令人满意地作出解释，也将科以较重刑罚。1975年埃及《关于非法性收入的法律》第2条规定：本法律管辖范围内的人员在具有这种身份后，其本人及其妻子、未成年子女在财富方面的任何增加，一旦与其收入不相符合并无法证明增加部分的合法来源，则其增加部分即被认为是利用职权、身份或有违法行为的后果。新加坡等国还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作为认定贪污罪的证据，以贪污罪论处，科以严厉的刑罚。1977年《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规定：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或（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符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之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同条例还规定，本罪项一经公诉定罪，可被判罚款100万元及监禁10年，同时，还要将无法解释之财产或财富的金钱额交付政府。从以上情况来看，国际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立法时间久远、财产来源不明人扩展范围较大、解释程度要求高、刑罚也相对较重。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仅立法时间较短、所指的犯罪主体和对象范围较窄、说明财产来源要求较低（只要求说明来源合法即可）、只独立成为一罪，而且刑罚也比较轻。因此，不利于惩治腐败，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参与世界市场大循环。因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市场进一步向世界各国的投资商和贸易公司开放，外商考虑的最重要的投
资环境之一就是法制环境。而腐败不能有效惩治，必然导致市场主体不能平等竞争、不能平等获得法律保护，市场法制环境走向恶化，使外商丧失投资和贸易信心，使我国市场经济可能“入世不顺”。因此要求我国惩治腐败的国内立法必须与国际接轨。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不当之成因
　　第一，立法经验不足方面的原因。我国刑法从起草到颁布时间较短，加之又是拨乱反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法学研究工作也不深入，于是决定了刑法中经验性立法较多，超前性立法少，且当时整个社会经济还基本处于计划经济模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极其少见，因此刑法一开始未涉及此种犯罪的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向市场转轨，由于管理与监督工作不能及时跟上，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现象滋生和蔓延。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一些财产来源不明的“暴发户”，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而且差额巨大。广大群众对极少数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以权谋私而暴富过着奢侈生活的腐败现象极为痛恨。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自从实行对
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员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为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借鉴外国立法经验，起草并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这样，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一个新罪名首次出现在单行刑事法规之中，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确定了这一新罪名，纳入刑法典之中。可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确立，立法经验先天不足，它的出现是迫于实践的急需而来的。寻常所见，该罪的理论研究和司法经验探讨极少。近期，有人发表文章在报端，质疑此罪名，如《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9日刊载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许炳堂的意见，他说：“刑法中关于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罚只有五年有期徒刑，这样量刑太轻，应该分档量刑。……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某省一贪污受贿上百万元，还有上千万元财产无法说明来源，这些让百姓触目惊心而贪官却讲不清楚的财产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认为肯定是非法所得。这些贪官不是讲不清楚，极有可能是故意不讲。但是，在刑法中，关于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却只有五年有期徒刑，这不能不让人担心，这种量刑会给反腐败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许炳堂代表道出的“贪官不是讲不清楚，极有可能是故意不讲”，值得我们研究其中之究竟。正因为我们缺少对此种犯罪的深入研究，不能给立法司法提供良策，使得此罪名的实际应用引起人们的质疑。
　　第二，立法出发点过低。迫于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的需要，解决司法机关惩治腐败的手段之问题，立法机关增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名，一反以往司法机关顺向的逻辑思维，将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司法机关只负责证明行为人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即可。该罪名犯罪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不扩展到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且只限于与职务有关的行为。此罪的“财产来源不明”仅独立构成犯罪，不能作为认定贪污贿赂犯罪的证据。确立此罪主要考虑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其非法来源很可能是贪污、受贿所得，但也可能是其他违法所得，如走私、违法经商及不当得利等所得，成分复杂，即所谓的外界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因此，司法机关认定此罪，实际上从事实推定犯罪，这也是刑法典的一个特殊罪名。立法上正是考虑反腐败的这种特殊需要以及此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中“非法所得”来源的多样性、复杂性，所以未将其与贪污、受贿罪列属重罪档次，而规定的法定最高刑较低，与贪污、受贿罪法定最高刑相差幅度较大。
　　第三，司法作用意识滞后，非司法手段查处腐败似乎“略胜一筹”。利用国家司法权力来查处或惩治腐败，应该是最有效手段，世界各国莫不如此。然而，我国反腐败工作好像先是由党的纪律检查开路，遇到问题严重、难办时，司法机关才以“联合办案”的方式介入。许多反腐败案件的办理多属如此。而且腐败案件的处理，一般先作纪律处理，“构成犯罪的则移送司法机关查处”。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此类案件非司法查处手段“特殊”，法律的作用似乎“次之”。这种轻视法律作用的滞后意识，淡化了法律（其中特别是刑事法律）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特殊作用。这也就难免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立法到司法上受到不“公正”对待。
　　三、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之对策
　　我国刑法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分子大多是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处于重要岗位，其危害性这里不必细说。刑罚必须与犯罪相适应，这是法的原则。早在二百多年前，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就在《论刑罚与犯罪》一文中指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他还说：“对于明智的立法者来说，……不使最高一级的犯罪受到最低一级的刑罚，就足够了。”从法理上讲，刑罚不当则直接减弱了刑罚的威慑与痛苦程度，明显降低了刑罚的惩罚功能，使犯罪人产生犯罪利大于弊的心理，而变本加厉，从而动摇法律的公正性。因此，必须尽快研究对策，从立法上解决此罪的刑罚不当性、低位性问题。笔者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修改此罪的内容，使其主体、罪状与刑罚相适应。
　　一是修改“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一句中的“说明”一词内容。此罪中的“说明”含义应加以限制，即可规定为要求被告人作出“满意”的说明或者“提供证据说明”，足以说明事实真相。对于“满意”或“提供证据说明”的具体标准，立法或司法也应从解释上加以规定，确保“说明”有事实依据，得到证实。真正处理好罪与非罪之关系，为正确适用刑罚打下基础。
　　二是扩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我国刑法此罪名规定的主体仅限国家工作人员，而不关及其关系人。从当前受贿等职务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多数犯罪者常以自己的亲属作掩护，采取间接的方式受贿等，一旦案发，也可轻而易举地推脱责任。这就造成似乎利用权力者没有接受财物，接受财物者没有利用权力，无法可依，难以追究。为堵塞此漏洞，必须从立法上将“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主体扩展到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等，在犯罪责任追究上，以共同犯罪论处。从而保证刑罚作用对象不致疏漏。
　　三是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将“财产来源不明”状态作为认定受贿等职务犯罪的证据。“财产来源不明”既可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也应作为一种证据，以利于解决实践中有许多被告人持顽抗态度，拒不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而逃避法律的严惩的司法无奈窘况。从而达到把打击的锋芒直接指向那些顽抗到底的重大犯罪分子。从完善受贿等犯罪罪状的方面，来加大此罪追究力度。
　　四是修改此罪的法定最高刑并拉开量刑档次。对于此罪刑罚的修改，可根据来源不明财产的数额，参照刑法贪污犯罪的刑罚档次，作必要调整。可否这样规定：（1）数额在50万元以下（追究起点为10万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没
收财产；（2）数额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完善财产申报立法，实行财产申报制度。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确定了财产申报制度，对公职人员的财产和收入等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如美国的《政府行为道德法》、罗马尼亚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申报私有贵重物品法》、台湾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我国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目前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目前只有1995年中办国办联合公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其申报对象过窄、申报内容单一、申报不公开透明、没有处罚条款，未能形成有效制度，其实际效果不佳。这一申报办法，极不利于掌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态，专门机关、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等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甚至无法监督。因此，建议尽快研究制定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法律，其内容应当包括财产申报对象、申报内容、申报时间、申报程序、申报违法的处罚等方面，并将申报内容完全向社会公开（可在网上公开等形式），以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只有这样，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名才能走上科学之路，真正实现其刑罚作用。

4. 有关经济法的论文，三千字的~！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内在支撑来源：中国论文网(www.paperlw.com) 摘　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首先总结了中国模式特点，接着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力量是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竞争力。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比过去更具备全球视野，更加主动吸纳整合全球资源，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既要“融入”全球化，又不能消极地对待游戏规则，也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共同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关系。 关键词： 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 
 
　　人类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模式是可以多样化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多样性”。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文明多样性中的一种。这里仅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几个特点和内在主要支撑，谈一些看法。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五个特点
　　
　　一个国家发展模式之优劣、成败，关键看是否适合于这个国家的国情，是否给这个国家的公民带来福祉。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重属性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特点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点，以增进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公民福祉为核心。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公民福祉又是发展的核心。目前中国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达到13.1448亿。近几年，年出生率12.1‰左右，年死亡率6.8‰左右，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十年净增人口近7000万。中国的发展以13亿人的价值和13亿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并促进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实在是举世无双的事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应强调这一点。
　　第二点，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有若干质的规定性，这个制度是有潜力的。在所有制问题上，在调节机制问题上，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中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这种新的体制模式，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大致只有三个，中国、越南和老挝。应该说，在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上，中国是最早的国家。这种“内在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正在释放过程中，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又一特点。
　　第三点，努力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后发国家三大优势。一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目前，中国16岁以上，60岁以下且已就业的劳动者约有7.6亿多人，劳动力队伍庞大且成本较低，这是很大的优势。二是拥有广阔的市场。从商品市场来看，近几年中国每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七八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进口货物8000亿美元。从资本市场来看，29年来，中国引进外资7000亿美元，相当多的国外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大陆的市场。三是后发优势。随着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到来，无论是老的工业化国家，还是新的工业化国家，都处于同一个起点上，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正在发挥并利用这种后发优势。
　　第四点，着力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四轮推动”，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这一点后面专门分析。
　　第五点，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建设，即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基本宗旨是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研究发展模式，应该有此广阔的学术视野。
　　紧扣一个核心，整合两种制度，发挥三大优势，实行“四轮推动”，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四轮推动”
　　
　　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力量。
　　
　　（一）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支点。它不仅表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结构中比重的上升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渗透到经济社会领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依靠的动力是工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2年的44.4%提高到2006年的53.8%。目前，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3.1%；制造业的总产值占全社会物质总产值的比重是67.4%。按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工业产值应超过40%、制造业产值应超过60%的经验，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并且加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拒绝复制前工业化国家“危机转嫁”等传统模式，使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探索新路。这里所说的“新路”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要有别于当今世界别国的工业化，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这种“新型工业化”与“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交叉结合，即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可概括为下列“五个结合”：　　第一，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紧密结合。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把工业化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重在提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是区别于以要素（主要是资本）大规模投入为特征的旧式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同时，鉴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特点，努力寻求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的结合点，以此形成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的多层次工业发展格局，进而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5. 写一篇不少于2000字的关于经济法的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独资企业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现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出台之后，1999年8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 次会议又通过了个人独资企业法，这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三大基本企业形态均已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框架初具规模。　　一、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定位　　独资企业即一个人单独投资设立的企业。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虽然独资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美国、加拿大并无专门的独资企业法，对独资企业的法律范散见于宪法以及税收、专卖、合同和破产等方面的法律中[1]，独资企业这个术语甚至在德国是闻所未闻的[2]，他们对独资企业是根据民法和商事法律来调整的。因为他们认为个体完全控制着企业，没有企业内部的其它组成成分的利益可以考虑，这种类型的商事企业并不使个人免于任何责任，这样，没有必要单独立法以调整独资企业的组织和运营[3].　　我国是从企业形态的角度来构筑市场主体法律框架的，有法可依的法制要求使与公司、合伙企业并存的独资企业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合作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组织包括由国有和合作制主体控制的各种经济组织，是根据经济法的主体制度成立的，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则多是依民法和行政法设立的[4]. 这种将非公有制企业主体与公有制企业主体人为割裂开来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因为市场经济不分公、私，各种主体一律平等。我国关于市场主体的立法体制已经逐步摒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立法模式，公司、合伙、独资企业主体法律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关于独资企业的法律定位，因对“独资”的理解不同而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1）“一个投资主体”说。 认为凡一人或一个投资主体开办的企业，均纳入独资企业法调整，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独资企业，换言之，可将中国现有的非公司形态的国有独资企业、集体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私营独资企业及有门点的个体工商户（俗称座商）均纳入独资企业法调整[5].此观点为广义说。（2）“一个自然人投资”说。认为独资企业是指由一个自然人投资，企业财产为投资人所有，投资人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的企业，分为私营独资企业和全部资本由一个外国人投资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6]. 这可称为狭义说。（3）“限定的单个自然人投资”说。 仅把独资企业限定在单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企业范围内，而将无固定场所的临时摊贩或沿街叫卖者及无相应从业人员的家庭手工业者排除在外[7]. 此为在狭义基础上的限定说。　　上述第一种观点，以投资形式为界定标准，主张所有独资设立的企业都纳入独资企业法调整，理论上正确，也比较理想。但我国的国有独资企业、集体所有制独资企业比较复杂，如此立法与现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镇企业法等难以协调，为此，有人认为应有一个过渡期，主张先对自然人单独投资设立的企业进行规范，将私营独资企业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外国自然人单独投资在中国设立的企业作为调整范围[7 ]（p35）。而刚颁布的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显然采取了严格的“限定”说。该法较草案增加了“个人”的限制词并在法律定义中将其明确为自然人，把法人排除在独资企业之外；其附则规定“外商独资企业不适用本法”，又将外国人予以排除。因此，个人独资企业法对独资企业是有相当限制的。根据该法第2条定义规定，“个人独资企业， 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定位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独资”指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企业，投资的“自然人”仅指中国人，不包括外商。如果外国自然人单独投资在我国设立企业，应当适用外资企业法，属于外商独资企业。那么香港、澳门、台湾的单个自然人可否成为我国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呢？笔者认为不可。我国实行一国两制，依据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85条的规定，这些地区的个人以及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在大陆设立全部资本为其所有的企业，要参照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办理。在审判实践中，涉港、澳、台案件也都是参照涉外案件的有关规定审理的。因此，港、澳、台同胞在我国境内设立个人独资企业也不适用个人独资企业法，而是参照有关外商独资企业的规定办理。　　第二，投资以及企业所得财产为投资人所有，投资人即企业的主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个人所有制企业，投资人的投资以及企业所得收益均归个人所有，投资人享有企业财产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同时，投资人也是企业的负责人和代表人，享有企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当然，他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其委托或聘用他人管理企业事务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依法应与委托人或聘用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明确委托的具体内容和授予的权利范围，如果因授权不明造成善意第三人利益损害时，应承担民事责任，受托人明知授权不明而实施所委托行为的，负连带责任。投资人对受托人或聘用人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三，个人独资企业非法人组织，投资人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个人独资企业不是法人，它的民事权利与义务由投资人即企业的主人享有和承担，并且投资人还要以自己的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虽然个人独资企业与一人公司相似，但一人公司为企业法人，公司以企业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出资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我国法律没有一人公司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个人独资企业资本再多、人员再众、规模再大，也只能是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成为公司。由于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是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避免了一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可能，从而也省却了法院在案件审理时运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麻烦。　　第四，该企业是设立在中国境内的一个市场经营实体，不包括个体摊贩和无必要从业人员的个体工商户。所谓“在中国境内设立”，是指在我国的国境和边境内设立，排除了国境线外的外国和与港、澳、台划定边界的港、澳、台一方。所谓“经营实体”，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经营组织，含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以及必要的从业人员。这些条件的要求，将个人独资企业与公民经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区别开来。对于那些资金雄厚，颇具规模，已经摆脱了摆摊设点、流动销售经营方式的个体工商户，如果符合个人独资企业条件的，应当允许他们转为个人独资企业。至于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为私营企业”的规定， 没有科学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没有明确规定，因此雇工人数不能作为个人独资企业的衡量标准，但“必要的从业人员”尚需有关机关作出解释，以使司法实践有可操作的圭臬。　　二、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的民事责任　　（一）个人独资企业的民事责任　　个人独资企业因其投资主体的单一性和业主对企业控制的单独性，决定了法律将业主人格与其独资企业人格视为一体[6]（p283）， 但个人独资企业与其业主毕竟不能等同。作为出资人，他投入独资企业的财产是有定数的，按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在他设立独资企业时就申报和明确了出资额，并可作为独资企业的注册资金。其投资可以是他的全部财产，也可以是他个人全部财产的部分；其独资企业的收益也不一定是他的全部收益。因此业主的人格与独资企业的人格只能“视为”一体，而不能在二者之间划等号。而对于个人独资企业来讲，其财产是相对固定的，与业主的个人财产有区别，即投资人的出资和独资企业的收益为独资企业的财产。因而，当个人独资企业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时，要以其企业的全部财产予以清偿，不足清偿时，由出资人以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实际上，个人独资企业本身是非法人组织，它没有自己的财产，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就是投资人（业主）的财产，与其说独资企业承担民事责任，不如说投资人（业主）承担民事责任确切，说独资企业承担责任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对此观点，笔者在以下的叙述中不再重复。　　个人独资企业解散时，其财产用于清偿企业债务，清偿顺序如下：（1）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2）所欠税款；（3 ）其他债务。前一顺序没有清偿的，后一顺序不得清偿；同一顺序的，按照比例清偿；不足清偿的，由投资人以其他个人财产清偿。　　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4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个人独资企业承担。　　（二）投资人的“无限责任”　　投资人对独资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是独资企业的显著特点，也是各国立法的通例。其无限责任，是指当独资企业财产不足清偿企业债务时，投资人以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直至全部清偿，若不能全部清偿则个人亦破产。我国目前不实行个人破产制度，若个人财产仍不足清偿，以后也无能力清偿的，则成为无法执行的“死债”，往往被免除清偿责任。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若是家庭经营的，要以其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而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8条的规定不同，要“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才“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就有了时间上和形式上的限定。在时间上，限定于申请设立企业登记时，而不是其后实践意义上的家庭经营。在形式上，限定于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财产出资，明确的方式通常在独资企业设立申请书中载明，或者在有关的证明文件中注明。如果不能提供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确切证明的，司法机关在处理纠纷时不能用其家庭共有财产清偿个人独资企业债务。就是说，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要注意范围，不能不加限制地把其家庭共有财产用来承担个人的无限责任。　　投资人对企业债务的无限责任，还体现在企业的解散和清算中。个人独资企业法第30条规定，清算期间，在未按法定顺序清偿债务前，“投资人不得转移、隐匿财产。”第42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资人在清算前或清算期间隐匿或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依法追回其财产，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在企业解散后，投资人仍在一定条件下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该法第28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 该责任消灭。”这里的“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 该责任消灭”应为债权人行使权利的除斥期间，用“责任消灭”的措辞似有不妥。　　在投资人的财产性法律责任中，还有一个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冲突协调问题。投资人的财产是有限的，如果既有民事赔偿责任，又有罚款、罚金或没收财产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如何处理？个人独资企业法第43条规定：“投资人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就确立了投资人财产性法律责任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投资人的财产足以承担各项法律责任时，分别承担；不足承担各项法律责任时，民事赔偿责任优先承担。如果不同的司法机关分别对投资人作出财产性法律责任的裁决，也要按此原则处理，即使先作出行政、刑事裁决的，也不能置民事债权人利益于不顾，其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机关可依据该条规定与其他司法机关协调，先行用投资人的个人财产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受委托或被聘用管理企业事务人员的民事责任　　个人独资企业一般比个体工商户规模大，有些还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为生产经营的需要，投资人往往委托或聘用他人管理企业事务。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9条第3款的规定， “受委托或者被聘用的人员应当履行诚信、勤勉义务，按照与投资人签订的合同负责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理。”该法第2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的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二）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企业财产；（三）挪用企业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四）擅自将企业资金以个人名义或者以他人名义开立账户储存；（五）擅自以企业财产提供担保；（六）未经投资人同意，从事与本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七）未经投资人同意，同本企业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八）未经投资人同意，擅自将企业商标或者其他知识产权转让给他人使用；（九）泄露本企业的商业秘密；（十）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那么，受委托或被聘用管理企业事务的人员如果违反合同义务，从事了法律禁止的行为，给投资人及个人独资企业造成损害，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呢？个人独资企业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作了两条规定。　　第一，受托人或被聘用人违反合同的损害赔偿责任。该法第38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人员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时违反双方订立的合同，给投资人造成损害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的责任属于违约责任，但该违约责任的承担是有条件的：一是违反与投资人订立的管理企业事务的合同；二是管理企业事务的行为；三是给投资人造成损害。三个条件须同时具备，否则，受托人或被聘用人不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受托人或被聘用人侵犯企业财产权益的责任。在企业事务管理中，可能发生受托人及被聘用人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侵占企业的财产或利益，为此，该法第46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人员违反本法第20条规定，侵犯个人独资企业财产权益的，责令退还侵占的财产；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规定的民事责任方式，一是退还，二是赔偿。当该企业财产或利益仍存在的，用责令退还的责任方式；但该财产或利益不复存在的，用赔偿损失的责任方式；如果退还了财产还有其他损失的，则可与赔偿损失的责任方式并用。　　另外，该法第40条“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没有像第43条那样规定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冲突协调问题，笔者认为，不能套用第43条的规定。因为投资人的民事责任一般是对企业外部而言的，法律要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债权优先受偿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立法价值取向也已适应世界潮流，由国家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该条是一个体现。而受托人或被聘用人与投资人是企业内部关系，受托人或被聘用人利用企业事务管理之便从事违法犯罪行为，投资人负有失察责任，由投资人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是应当的，有利于企业的科学管理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投资人无权因受托人或被聘用人而招致的财产性刑事责任向受托人或被聘用人追偿损失，即使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应不予支持。

6. 急求经济法小论文1000字—1500字左右。谢谢

试论经济法的独立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明其独立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 。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笔者以为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管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断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关键，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 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经济的管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特别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8）。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关键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9）。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管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管理关系，工商管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

7. 经济法的论文范文

    　　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客观趋势和法律要求，昭示着法律文明的进步。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经济法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经济法的论文范文篇1       　　论信用卡被盗冒用的民事法律责任
       　　一、国外相关规定与我国信用卡冒用民事责任的立法及实践
       　　(一)国外相关立法
       　　1.美国的相关规定
       　　在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注重保护持卡人也就是消费者的利益已经成为银行卡方面的国际规则。在美国，有关信用卡冒用风险责任承担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诚实信贷法》这两部法案中。《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规定：发卡人应该采取措施识别信用卡的使用人是经过授权的，信用卡的发卡人对信用卡是否经授权使用负举证责任;随后的《诚实信贷法》进一步规定消费者或持卡人对未经授权的信用卡消费最多承担五十美元的责任(包括信用卡被偷、被盗、被伪造)。总的看来，这两部法案的相关规定将冒用风险主要转移给发卡机构来承担，而严格限制了持卡人或消费者承担风险的情形，体现了对弱势一方利益的保护。
       　　(1)“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归属”的规定。
       　　“未经授权划拨”(把所有英文符号改成中文)的定义是：美国《诚实信贷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偷窃或捡拾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称作“未经授权划拨”.所谓未经授权的划拨是指由信用卡持卡人(消费者)以外的未获发动实际授权的人所发动的，从该消费者账户划出资金而该消费者并未从该划拨受益的电子资金划拨。
       　　美国法律规定，消费者对用丢失的或被窃的信用卡发动的交易，包括消费者自己被迫进行的划拨，是未经授权的划拨，适用对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限制。
       　　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限制：《电子资金划拨法》与E条例及其官方人员注释规定，只要持卡人以合理的方式向机构发出了通知，其责任将受到限制。并将持卡人对未经授权的划拨的承担的责任分为三个等级：五十美元，五百美元和无限责任。
       　　未经授权划拨责任限制原则的起源：该法所确立的持卡人责任限制之原则，起源于1976年第一国民城市银行诉莫拉克案。在此案中，法院根据联邦法、州法律和判例，判决被告对这五百美元未经授权的支出只承担五十美元的责任。
       　　未经划拨责任原则的适用：美国的《电子资金划拨法》和E条例还规定：“无论持卡人存在多么明显的疏忽都不影响对其适用责任限制”.在 Russenvs First American Bank-Michigan一案中，法院就持这一观点。该案中，消费者疏忽地将他的ATM卡个人密码写在与卡放在一起的纸上，并将卡与密码交给他女儿，后来他女儿丢失了两者，并因此造成了未经授权划拨的损失。美国法院判决认为：这种疏忽对消费者是否应对卡与密码的发现者启动的而未经授权的划拨承担责任，是无关紧要的，消费者不承担因此疏忽造成的损失。
       　　尽管这种规定容易引发持卡人的道德风险，持卡人可能会谎称某项交易未经其授权而从中牟取不当利益。但是美国的法律作出这种规定的基础是相信绝大多数的持卡人是诚实的，当然这种信任有着庞大的征信体制作为基础。法律同时认为发卡银行在发行信用卡之前就应该意识到信用卡的风险，并且有义务在发卡之前对申请人的信用情况进行调查，信用卡应该发给讲信用的人。况且，刑法上关于信用卡欺诈的罪名也能有效的克服这种道德风险的发生。
       　　(2)“举证责任”的规定
       　　美国国会通过的《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规定，信用卡的发卡人对信用卡是否经授权使用负举证责任。《诚实信贷法》则规定发卡机构若要求持卡人承担至多五十美元的责任，还存在进一步的证明义务，即必须证明未经授权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它要件，具体有：持卡人已经接受了信用卡;发卡人就潜在责任向持卡人发出过说明通知;发卡人向持卡人提供了在信用卡丢失或者被盗时向发卡人发通知方法的说明;未经授权使用发生在持卡人己经将丢失、被窃或其它事件通知信用卡发行者以前;信用卡发行者已经提供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识别一张信用卡的使用者是未经授权的。
       　　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使得处于弱势的持卡人避免了因为举证不能而承担冒用风险的情形，而对于拥有强大技术支持和先进设备的发卡机构来说，这也没有加重其负担反倒有助于其积极采取措施维护持卡人用卡的安全。
       　　(3)“消费者承担全部责任”的规定
       　　美国的发卡机构一般与持卡人约定，在下述情况下，持卡人即使在挂失后仍应承担风险责任：第三人冒用为持卡人允许或故意将信用卡交其使用者;持卡人故意将使用自动化设备预借现金办法或进行其它交易之交易密码或其他辨识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持卡人与第三人或特约商店伪造虚构不实交易行为或共谋欺诈者等。上述例外条款的规定，不可谓不周全，而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强调了持卡人在保管和使用信用卡时的审慎义务。
       　　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1)英国的有关规定。英国同行业公会制定的，要求银行会员共同遵守的《银行营运规则》规定，除非发卡银行证明持卡人存在欺诈或者没有合理谨慎使用各种银行卡，则信用卡丢失或者被盗后，对于持卡人挂失之前的损失，持卡人承担责任最多为五十英磅。
       　　(2)韩国的有关规定。韩国《与信专门金融业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发卡机构应当自接到持卡人挂失请时起给持卡人带来的所有损失负责。
       　　(3)澳大利亚的有关规定。澳大利亚《电子资金划拨指导法》对未经授权划拨消费者的责任也作了规定：在账户持有人不存在欺诈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对未授权划拨只承担一百五十元或账户中的余额或账户机构被通知接入方法发生滥用、遗失或被窃，或是作为接入方法组成部分的密码的安全性受到破坏时己发生的实际损失。
       　　(二)我国信用卡被盗冒用的现行立法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调整信用卡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民商法部门中的《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合同法》、《担保法》中的少数条款;经济法部门中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的一些相关规定。而专业调整信用卡法律关系及实践操作的只有部门规章，主要包括：1999年03月01日起施行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2005年10月26日由央行发布实施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以及央行于2001年07月09日发布实施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于2006年01月26日公布并于03月01日正式实施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中都仅有少数条文对于信用卡的冒用责任做出了规定。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也没有行政法规，只有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冒用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向持卡人提供银行卡挂失服务，应当设立二十四小时挂失服务电话，提供电话和书面两种方式，书面挂失为正式挂失方式。并在章程或有关协议中明确发卡银行和与持卡人之间的挂失责任”,按照这条规定，当持卡人丢失信用卡后，发卡银行的“义务”是向持卡人提供挂失服务。但是，就在这个关于发卡银行的“义务”的条款中，中国人民银行授予了发卡银行可以在章程或者协议中，自行制定信用卡冒用责任条款的权利。因此，目前关于信用卡冒用及挂失的法律责任，主要来源于我国各商业银行的规定及实践。
       　　(三)我国商业银行的规定及实践
       　　工商银行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电子银行章程》规定，信用卡正式挂失前的损失由客户自理。其在银行业首次提出，因客户未尽到风险防范义务而导致的损失，银行将不承担责任。
       　　中国银行规定，信用卡必须通过电话挂失方能即时生效。中国银行的中银信用卡、中银都市卡、中银VISA奥运信用卡实行挂失零风险措施。信用卡遭遇丢失或被盗后，只需致电二十四小时客户服务热线，办妥挂失后即无需承担挂失后的风险。
       　　广发银行去年率先推出了国内首创的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失卡保障计划，这项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失卡保障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未能及时发现信用卡遗失而造成的损失，更全面地保护了信用卡持卡人的利益和用卡安全，但是这项保障措施不包括ATM机、网上支付等须使用密码的交易。
       　　招商银行于2006年4月推出“失卡万全保障”功能，比广发行仅晚了一个月，即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的盗用损失，将由银行承担。其中，普通卡每人每年最高赔偿额为一万元，金卡为一万五千元，白金卡按照客户的信用额度为全包。
       　　《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持卡人遗忘密码或遗失太平洋卡的，特殊情况下，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由持卡人承担，如密码重置前使用密码进行的各项交易等。此外，由银行承担挂失之后的冒用风险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领用协议》规定，遇信用卡遗失或被窃，持卡人应立即办理挂失，挂失生效后，发生的非持卡人有意所为而造成的债务和损失不再由持卡人承担。总结以上各个银行关于信用卡挂失的规定与实践，可以看出，我国各个银行关于信用卡冒用责任的规定包括以下两种情况：挂失之后，信用卡被冒用的风险由银行承担，除非出现免责的情形;挂失之前，绝大多数银行规定信用卡被冒用的责任由持卡人承担，目前只有极少数银行，如广发行和招商银行承担了挂失后四十八小时内，信用卡被冒用的部分甚至全部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了持卡人与发卡银行关于银行卡丢失或被盗的责任纠纷，法院也基本上支持银行方面的主张，判决消费者承担挂失前所发生的全部损失。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现行立法规定
       　　本文认为我国关于信用卡法律责任的现行立法存在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界定冒用风险的标准过于简单
       　　我国法律对信用卡挂失的风险责任承担的有关规定，以是否办理挂失作为衡量持卡人是否承担责任的决定因素，将信用卡遗失风险的分担义务由法律义务变为合同义务，对持卡人限额没有任何规定，扩大了银行要求持卡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风险责任前提的简单化使得立法无法对复杂的风险发生情况做出有意义的划分，无法根据信用卡遗失情况及持卡人、发卡行过错程度的不同，对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细分。
       　　(二)对持卡人规定的责任过重
       　　发卡行根据持卡人的申请核发信用卡后，持卡人就拥有了对信用卡的绝对控制权，应当履行妥善保管信用卡的义务。在由于持卡人的过错造成失卡并产生冒用损失的情况下，持卡人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信用卡一旦丢失就必然会发生损失，失卡并不是损失的充分条件，因为信用卡消费不同于现金消费，它在时间、空间上的不连续性要求信用卡交易中持卡人、发卡行、特约商户三方主体的紧密配合。在持卡人失卡的情况下，只要发卡行和特约商户能够完全履行自己相应的义务，不法分子通常很难达到冒用的目的。因此，信用卡挂失前的冒用风险应当根据持卡人、发卡行和特约商户在形成冒用风险中的过错类型和程度在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而不是把这种冒用风险全部强加于持卡人来独自承担。然而，从目前我国各发卡行信用卡章程和领用信用卡协议中的规定看，大部分发卡行仍规定信用卡挂失前的损失由持卡人自己承担，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
       　　(三)对银行规定的责任过轻
       　　从《银行卡管理办法》的体系上看，信用卡冒用的相关责任被规定在第五十二条发卡银行的义务当中，而如前所述，该条规定其实是在授予发卡银行极大的权利，将权利规定在义务中，这显然是种立法上的矛盾，从而也导致也各大银行纷纷在各自的章程或者协议中，扩大持卡人的责任范围，减轻银行在其中的责任。
       　　从法理上看，将两个在经济实力上极为悬殊的主体其中弱小一方的责任交给强大一方来规定，结果肯定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必然对持卡人的权益造成很大的损害。虽然发卡银行和持卡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合同关系，通常由合同法来调整。但发卡银行与消费者(即持卡人)的关系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两者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上，而且还表现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拥有法律赋予的特权即行业垄断权。这显然违反了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使得持卡人承担过多的风险，持卡人可能要承担不是因为其过失所导致的损失，这一点亦违反了过失责任原则。
       　　另外，从信用卡被冒用的表现形式和原因来分析，不难发现信用卡被冒用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是技术层面，发卡机构、特约商户的防伪防盗设备和技术相比现今高科技高智能的犯罪仍然存在不少漏洞;再者是人为层面，主要表现在发卡机构和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程序操作不规范，持卡人没有谨慎的保管信用卡。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明显把冒用的情形简单化，甚至将银行自身由于技术问题产生的冒用风险完全转嫁给无任何过错的持卡人，是十分不合理的。
       　　三、完善我国信用卡冒用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由于中国目前支持信用卡挂失风险运作的基础—信用机制尚未健全。因此中国要想在信用卡领域取得成功，既不能照搬欧美的模式，也不能照抄台湾的经验，而是要根据中国的民族传统习惯，借鉴国际上好的立法技术，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自己的模式，才能使信用卡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很好的保护。
       　　(一)尽早出台《信用卡条例》
       　　2005年04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税务总局、银监会、外汇局共同发布的《关于促进银行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起草《银行卡条例》的构想。虽然这意味着在将来的立法规划中，银行信用卡业务还是将和借记卡等其他银行卡业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立法调整，但这毕竟是信用卡专立法中的一大进步。《银行卡条例》构想的提出，把规制信用卡业务的主要法律依据从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上升到了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政规范，使之在法律效力上高于其他有关信用卡的规章和政策，在调整信用卡业务的专门法律法规体系中初步形成一个核心，立法层次的提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该行政法规在内容上超越金融机构狭隘的部门利益，对信用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公平的法律保护。同时也应完善信用卡配套法律法规，颁布信用卡格式合同范本，加强对信用卡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二)明确挂失后冒用的损失由银行承担
       　　挂失后信用卡仍出现被冒用，主要原因是在挂失人挂失与发卡银行向各特约商家发放止付名单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而时间差的存在则是技术手段不够先进、存在缺陷所致。银行发行信用卡、开办信用卡业务，应当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风险，理应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提供相应的健全的技术支持，将风险降低以至消除，这是银行的义务。同时，解决挂失后冒用风险的可能性在于银行技术与业务水平的提高，惟有银行才能有效防止风险发生。而作为信用卡持卡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挂失后冒用的损失应当由银行来承担。
       　　(三)明确挂失前二十四小时冒用的损失承担
       　　在信用卡脱离持卡人控制和挂失止付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而冒用人往往利用这个时间差，侵犯持卡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对这个时间段的冒用责任做出具体的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笔者认为，二十四小时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段，如果规定的时间过长，比如广东发展银行的四十八小时甚至更长，会容易导致持卡人怠于挂失，可能导致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规定二十四小时内的责任归属，一方面可以督促持卡人及时履行挂失的义务，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好地保护持卡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在这二十四小时中，持卡人应当承担限额的责任，特约商户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其余的责任由银行承担。
       　　1.持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与责任限额
       　　持卡人对于信用卡件具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当由于持卡人自身疏忽导致信用卡落入他人之手而任意取现或透支时，对此后果持卡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原则上讲，持卡人应对挂失前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于合法持卡人失卡后、挂失前的责任承担问题，由其承担部分的责任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未能履行保管义务，且若挂失前的责任由发卡行或特约商户全数承担的话，无疑会诱发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增加金融消费领域中的不稳定因素。
       　　2.明确举证责任由银行承担
       　　笔者认为对信用卡冒用责任的承担最公平的解决方式是：采纳过失责任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金融机构承担举证责任;持卡人仅对其重大过失承担责任限额内的责任，其他损失的责任由金融机构承担，金融机构可就此向保险机构投保转移风险，且成本比持卡人低很多。
       　　由此造成银行的损失可以向保险机构转移。这是指发卡机构通过向保险公司投保，在发生风险损失时，由保险公司补偿，从而避免或减少实际损失的一种形式。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策略，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已有很久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过后，美国就开始了存款保险制度。现在信用卡风险管理中运用也越来越多，是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一种重要手段。发卡机构可以把开展信用卡业务的一些难以预料的意外损失，通过少量的保险费的支出而获得及时、满意的补偿，从而降低或减少风险，这对发卡行来说是非常经济的。
       　　另外，在电子资金划拨中记录银行与客户之间交易的凭借是交易数据，与传统银行业务交易记录的纸质单据相比其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交易数据都储存在银行的服务器中，交易过程的记录完全由银行制作和掌握，银行在交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客户手中不掌握任何交易数据的备份;其二，电子数据易于篡改，被投机者利用的可能性极大。这种交易行为的特殊性，使得“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民事诉讼举证原则不能适用于银行与客户之间产生的电子银行业务纠纷。为了避免这种由于发卡银行掌握所有原始证据材料，而持卡人不掌握，却还要求持卡人进行举证的不合理做法，我国立法应当在损失分担规则中明确银行的举证责任义务。
       　　(四)明确银行应当承担的责任
       　　立法应当明确银行的责任：对信用卡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对身份证件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发卡机构在信用卡被冒用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须承担该责任，甚至主要责任。这一点对发卡机构来说的并不是不公正的。从发卡行与持卡人的信用卡合约来看，发卡机构不仅是发行信用卡的机构，而且在发卡后更有保障持卡人安全用卡的义务。从技术层面来看，发卡机构拥有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才，能够较好防御的信用卡被冒用的风险。反过来看，将冒用风险主要转移给发卡机构，也有利于其加强安全技术，加快设备的更新，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再从规避风险的便捷性看，经济实力雄厚发卡机构可以通过引入保险机制，将冒用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以有效减低银行和客户双方的损失。
       　　1.银行应对信用卡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银行对于信用卡真实性的审查应是一种实质审查，而不是形式审查，银行对自己签发的信用卡应尽到绝对的审查义务。如果允许银行对信用卡的审查仅尽形式审查义务，让银行以已尽形式审查义务而免除其在真实信用卡下付款付息的义务，对存款人来说殊为不公。因此，从银行与存款人利益平衡的角度有必要让银行承担起对银行卡的实质审查义务。
       　　《中国工商银行异地通存通兑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柜员审查所受理卡是否为已开通异地通存通兑业务行的牡丹灵通卡，卡片是否打测、剪角、损坏、涂改，是否有样卡字样”.从此表述看，工商银行规定其仅对牡丹灵通卡进行形式审查。银行的这种观点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柜台人员只能凭肉眼和工作经验对卡片和身份证件的材质、样式、颜色等进行一般的形式上的审查，对于其他只能由精密仪器才能鉴别出来的细微差别，银行则无法承担鉴别责任”.该种观点也成为银行方面一贯主张的观点。
       　　但是，从信用卡合同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出发，我们有必要对此种认定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信用卡由银行签发，证明信用卡合同关系的存在，其真实性为合同法一般原则所要求。对信用卡真实性的鉴别是确定信用卡合同关系真实性的前提之一，也为下一步银行鉴别持卡人身份奠定了基础。假的信用卡并不能代表真实的信用卡合同关系。银行对信用卡真实性的鉴别是其履行付款义务的第一个前提条件，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以假信用卡对外付款的行为不应该消灭银行依据真实的信用卡合同关系所应负的付款付息义务。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银行对于信用卡真实性的审查应是一种实质审查，而不是形式审查，银行对自己签发的信用卡应尽到绝对的审查义务。
       　　2.银行应对身份证件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要求银行对身份证件承担实质的审查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在于：向金融机构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是法律对开立账户当事人提出的要求，《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另外，从银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对当事人提供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也仅能作形式上的审查而无可能进行实质性审查，因为金融机构本身就不是证件真实性与否的鉴定机关，也无权作出鉴定结论。
       　　身份的确认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银行履行付款及付息义务以此为前提。一些学者认为，银行对身份证件应承担实质审查之责。他们认为，“在银行与持卡人之间，银行作为商法领域的商人，有专业上相对强大的鉴定识别能力、业务风险防范与承担能力，而持卡人在这些方面则要相对弱些。更何况在被冒领过程中，持卡人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银行作为参与者，应当有更多的积极作为义务”,“银行不能以自己不能辩明身份证的真伪而将错误支付的后果转嫁到持卡人身上。银行只有针对出现的问题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确保对持卡人款项的正确支付，保证持卡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银行信誉，促进自身发展。”
       　　但是笔者认为，银行既不是身份证的发证机关，也不是具有专业鉴定职能的鉴定部门，客观上并不具备判断身份证件真伪的专门技能和人员。银行若对挂失当事人的身份证等进行实质性审查，验明正身，也于法无据，挂失人与发证机关均无配合协助的法定义务，同时也缺乏必备的设施、专业的技能和有效的途径，而最终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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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小论文参考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如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指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它不仅仅考虑的是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同时兼顾到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协调、综合的发展和进步。它追求的是社会正义，维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中图分类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概念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最终在1987年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发展，既考虑当前发展的需求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求。这种发展模式的提出是基于对18、19世纪那种掠夺式的发展的反思后做出的。当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这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经典表述。经济法小论文根据这个表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不能够只追求经济的自我增长，而是既要考虑到经济的主要的产值方面的实现，又要保持能够在未来能够拥有永不衰竭的发展的动力。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全面战略，它主要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以环境保护为名取消经济增长，但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生态可持续发展指的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使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是一种与各个要素之间建立广泛而又友好的关系，并实现其良好的互动局面的法则。着中法则的最终实现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其本身的实现又是需要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的。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在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建立良好关系基础之上，而后实现的一种多边的相互作用的共赢局面。

经济法价值观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统一谈论这个话题，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三个原则入手，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共同性原则。2.1可持续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指的是在能够承载范围内的自然、经济、社会各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其主旨是，人类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都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内。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对自然资源有限度的利用。社会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果只是重视眼前的利益，用浪费资源的方式来获得经济的增长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一点在经济法中必须体现。它的存在可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至于是以牺牲其他的资源，环境等作为条件的交换。这样是督促经济的发展走集约型路线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2.2公平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应该追求两方面的公平:一是本代人的公平即代内平等。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平等。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满足全体社会人民的愿望，两极分化是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它是可持续发展最大的敌人。满足这一代人的愿望，也必须以不牺牲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作为前提。经济法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引入公平性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的，有效的发展。

共同性原则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则是应该共同遵从的。一方面，共同性原则其实是和公平性原则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必须共同的去遵守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遵守的法律，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损害集体的或者他人甚至是下一代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指它要实现的是经济、社会、教育、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而并不是某一方面的提高。所以，这一点也是经济法立法必须引入的规则。3经济法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发展是以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作为成功的衡量的标准，如果仅仅是经济利益上取得了收益，那将是不能够被定义为社会的发展。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发展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究其实质是体现了经济法的公平价值。经济法强调的并不是绝对的公平，但是他要求在成人社会成员差异的条件下来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平。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经济法的理念具有一致性。首先，无论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是经济法的观念，都始终是从社会出发的，是对于社会整体作为思考对象的。从经济法的角度来说，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但同时也不放弃个人的利益。就是将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都纳入考虑的范围。而作为可持续发展而言，也是从社会整体成员考虑为出发点，经济法小论文并且根据社会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做及时的调整，对于会破坏经济平稳发展的不利因素采取相印的措施，及时的进行调整。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法的观念都是站在社会全体利益的视角进行思考的。其次，从市场和经济法的角度来看，市场的调节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不公平性，而是常规制法就弥补了由于各种因为垄断或者不正当的竞争而导致的一些阻碍市场正常运行的因素。

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可知，可持续发展是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发展的需求。这也就是说既要实现同代的公平又要实现代际间的公平。从此看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法的观念不谋而合，都是要实现公平，共同发展。把阻碍当代人和同代人不平衡发展的因素消除，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法之间来看。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法的制定最终也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为目的的。以保证国家的战略目标能够实现。总之，经济法和可持续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存在着不尽暗合的。用经济法来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一种最自然的结合。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指导下，经济法会在理念和价值观上得到新的突破。